在两个世纪紧相交接的时刻，王太庆先生还没有踏上新世纪的门槛，就溘然长逝了。他是著名的翻译家、西方哲学史家。噩耗传来，我不由得顿足深叹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翻开西学东渐的历史，对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、介绍，成果特别显著者，解放前可能是严复、张东荪、贺麟等人，解放后呢？除贺麟先生继续作出成绩外，无论就数量或质量说，大概得首推王太庆先生。通常人们读到的西方哲学名著中译本，如笛卡尔的《方法论》、《形而上学的沉思》，莱布尼兹的《单子论》，《狄德罗选集》，费尔巴哈的《宗教的本质》，以及普列汉诺夫的《唯物主义史论丛》等，是出自他的译笔；各个历史时代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，以及《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》等，都由他主持编译定稿；黑格尔的那部长篇名著《哲学史讲演录》（四卷本），也是他与贺麟合译的。如果不是1957年的挨整、1965年发配宁夏和“十年动乱”期间的中断，他的成果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。近几年来，继苗力田先生主持编译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之后，他又在主持编译《柏拉图全集》。《亚里士多德全集》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。当我看到苗先生拄着拐杖、步履维艰地走到颁奖大会台上领奖时，便立即感到这部全集的学术积淀和译者承担的特殊分量，也预感王先生主译的那部全集的相应效果。不料此项工程未及完成，他就病逝。要物色这份重担的接替者，并且像他那样出色地完成任务，显然不是一件易事。
王先生的外语水平，同行者议论所及，无不交口称赞。他精通英、法、德、俄等国文字，同时谙练拉丁文、希腊文。这在当前国内学术界，极为难得。他不仅外语水平高，汉语的功底也很扎实。因此他的译著，读来使你特别放心，也特别顺畅。他以翻译见长，并对西方哲学史造诣颇深。我听过他开设的“欧洲哲学史史料学”课，这种课程在国内显属首创。内容虽不十分完整，但材料确凿，史中有论，不乏独到见解。所以，王先生的辛勤工作，对国内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，无疑起着某种奠基作用，而且促进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他的离去，怎能不是教育和学术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呢？
王先生好像没有出国的经历，他的多门外语，都是在国内坐冷板凳、下苦功夫掌握的。常听老一辈的学者说，过去学生一般在中学毕业时，便有一门外语过关，上大学后可以集中精力攻读专业，或学第二外语。我们当前学校中的外语教学呢？有关部门不可说不重视，但实际的质量与效果，却令人忧虑。高中毕业时，英语确实过关、能阅读专业书籍的有多少？恐怕极为罕见。上大学后，学生外语学习和考试的负担仍然很重，常常挤掉专业学习的时间。有的通过了“四级”或“六级”考试，有的还参加了“托福”和“GRE”班的突击训练，考分可能不低，对付考试的能力确有长进，可是一到实际的场合，听、说、读、写的能力呢？仍是一个疑问。要真正做到使外语成为拓宽专业视野、开展学术研究的有力工具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我常看到不少年轻人，几乎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念英语，一直到研究生毕业，还在哼唧哼唧地念、到头来也没有过关，最后彻底扔掉。这在时间上是一笔多大的浪费呵！由此我形成了一个主张：学生应当下决心至少把一门外语学好，学到确实能用上；如果自知学不好或用不上，就干脆不学，把时间、精力集中在有成效的方面。从王先生的身上我想到外语教学改革上的问题：如何切实保证中学阶段的外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，尽力使学生在高中毕业时有一门外语过关；如何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，注重外语素质、能力的培养，贯彻重实践、多应用的教学方法；应当提倡老一辈学者那种勤奋踏实、坚忍不拔的学习毅力。这是一件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质量的事情，不应等闲视之的。
平时我与王先生接触不多，只是近些年来，我也利用业余时间做点专业上的英译，遇到某些难点或“死角”，便想去请教王先生或吴允曾先生。吴先生是已故多年的数理逻辑和计算机专家，听说他刚上燕京大学不久，就能熟练地充当中美谈判之间的翻译。他们俩人对英语的精湛理解和诲人不倦的热诚，常使我的疑难涣然冰释，并感到欣慰而又惭愧。王先生通常话语不多，而一旦出口，易成警言，颇显幽默。记得他曾说，历史上有一法师，口译佛经，毫无差错，死后焚身，舌头都不烂的。又一次他说，如今有些翻译，粗制滥造，质量太差，好比嚼饭喂人，不仅难吃，而且令人作呕。他家住西校门外，进出西校门的机会较多。大概是对当前教育和翻译工作的众多问题产生疑惑和忧虑，便指着校门上那块引人注目的“ ”的牌子发出感慨：“我怎么老是觉得这块牌子越来越有些往下塌了？”一句真话，难道不语重心长，不值得那些关心教育、学术和翻译事业的人们，特别是有关当局的深思么？
